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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的博客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日志

 
 

谈《东夏雄图》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2014-11-18 17:43: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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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向臧全业先生表达敬意。臧先生学的是地质专业,在省地矿厅和国土资源厅的领导岗位上坚持业余创作,十年写出八部长篇历史小说,这种投入,这种成果,不能不令人赞叹。从我读到的《东夏雄图》看,臧先生对东北的历史、地理、人文了如指掌,对宋代北方的辽金更替和蒙古入侵的历史做过详尽的研究。《东夏雄图》这部章回体长篇小说,正是在蒙古大军东进西征、南下伐金的过程中,描写了一个“挽救民生”的东夏国的建立和建设“大同社会”的雄图壮举。这部作品带给我的思考首先是:这个理想化的东夏国是历史的真实存在,还是作者的艺术虚构?如果是艺术虚构,它符合历史真实吗?东夏国的存在只是历史间隙的昙花一现,在蒙古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仍然难免消亡的命运,《东夏雄图》应该是一部历史悲剧,作者给予了悲剧性的审美观照吗?

      下面我想展开谈谈我的阅读感受和思考。

      我们都知道,写历史小说首先面对的是历史。如果不是胡编乱造的“戏说”,那就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历史素材爬梳剔抉,去伪存真,给予全面的认识和具体的把握;还要深入开掘,有所发现,形成自己的见地,从而确立要写什么。这种前期的准备工作自然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更花费心血的是如何把历史题材转化为小说。小说不是历史的翻版,人物、情节、场面、细节的具体展现离不开想象,也不能排除合理的虚构,这就涉及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艺术真实不等于历史真实,但历史小说的想象和虚构又不能违反历史真实。《东夏雄图》对成吉思汗在大漠兴起之后的东进西征和南下伐金,是依据史实描写的,战略策略、行军路线、大小战役的场面写得清清晰晰,既表现出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和蒙古大军的所向无敌,又没有回避其征伐中的野蛮抢掠和残酷杀戮。正是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的现实促成了挽救民生的东夏国的建立。

       东夏的立国,无疑是对金国的叛离,随后也出现了对蒙古的归顺。脱金自立是因为金国皇帝大臣腐败无能,抵抗无力,难以改变灭亡的命运;归顺蒙古不过是顺应形势,伪装自保,无论脱金还是归蒙,都是为了拯救民生。为民立国,爱民以德,韬光养晦,壮大实力,谋求发展,是东夏国的建国路线,“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体现于东夏的一切治国方略和举措。国王蒲鲜万奴、丞相王浍的君臣关系恰如刘备和诸葛亮,也是三顾三请,也是言听计从,但万奴没有任何私心、野心和猜忌,他的用人和爱民比刘备更真诚;王浍纵观天下,运筹帷幄,料事如神,酷似诸葛亮,他也善观天象,也会摆布八卦阵,但他不装神弄鬼,不刚愎自用,比诸葛更具学者气质和民主作风,发展进取的当行与不当行,也比孔明更理性。整个东夏国的君臣上下精诚团结,同心协力,没有任何争斗,一派“大同社会”其乐融融的景象。最后,在蒙古大军灭金之后兵临城下的时候,为了保存生民,为了给女真族留下一支延嗣的血脉,君臣二人挺身而出,从容自尽。这样的君臣,这样的东夏国,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吗?

       且看作者的回答。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记述:忽必烈之后,元朝皇帝大多数寿短,像走马灯经历了九任皇帝。谁也没有想起祖宗还有辽、金、宋三史纂修的心愿未遂,直到最后一任的元顺帝才把三史纂修的任务交给了中书右丞相脱脱。下面是脱脱和纂修官王沂的一段对话——

       王沂:下官此来只向丞相请示一件事,这便是东夏天王蒲鲜万奴和丞相王浍的传记如何去写?

       脱脱:不瞒你说,我正在看此二人传记的草稿,并犹豫不定,说说你的想法吧。

       王沂:恕下官直言,从史官的角度,下官敬佩蒲鲜万奴和王浍他们创建的东夏国,真想好好为此二人立传,但从史为后人镜的角度,又不便这样去写,否则,会引起诸多忌讳和圣上的不满。究竟该做如何处理,还请丞相明示。

       脱脱从心里敬佩东夏君臣二人,看到草稿上的记述,几次含泪欲下,但对待两位倒反天罡、为民身死的人寄予太多同情心的确容易犯忌呀!想到这里,他对王沂说:干脆从《金史》列传中,将蒲鲜万奴和王浍二人撤去,不作记述,对东夏国的情况也尽量回避,如何?

       王沂:还是丞相高明,下官想了半天,竟没想出这个主意。如此,下官便这般处理了。

       脱脱:将蒲鲜万奴和王浍二人的传记撤去,在《金史》的其他地方星星点点留点痕迹,让后人去猜想吧。

       上面的一段对话,固然是小说家言,脱脱和王沂即使有这样一场对话,也谁都没有听见。但这段对话却向我们透露了书写历史的诸多信息,首先是告诉我们,东夏国的存在不是向壁虚造,蒲鲜万奴和王浍君臣二人的作为也并非望风捕影,但在《金史》中找不到史实依据,能找到的也只是一点点蛛丝马迹,《东夏雄图》描绘的蒲鲜万奴和王浍以及二人创建的东夏国,无疑是作者的艺术虚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理想化的艺术虚构有没有违反历史真实?

       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小说的描写为东夏国的存在、为蒲鲜万奴和王浍的理想与作为,提供了合情合理的依据。

       从东夏国存在的现实依据讲,它的得以建立和发展,是因为蒙古大军东进西征的开始是以抢掠为主,依靠抢掠积蓄力量,成吉思汗开疆扩土的战略目光在于西征和南下,在我国东北,有契丹官兵对女真金国的仇恨和反叛,成吉思汗可以借助耶律留哥主动归降的力量驻守辽东,因此一时对辽东辽西还没有实行军事占领,耶律留哥也无法实现战乱中的行政管控,正是在这样的空隙中才有了东夏国的应运而生,东夏国的归顺策略也为它的生存和韬光养晦的壮大实力创造了自身条件。从蒲鲜万奴和王浍二人的思想作为讲,蒙古大军所到之处的抢掠杀戮,乃至“屠城”,带来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仁人志士不忍生灵涂炭,为拯救民生而立国自保,是顺应现实的诉求,在情理之中。建设“大同社会”的理想也来自有据,早在《礼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德。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王浍辅助蒲鲜万奴建国,正是对这种“大同社会”理想的实施。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王浍解释说:“这是《礼记》上的一段话,是古代先贤们对人间美好社会向往的真实表达,也是一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老夫自幼就知道这段话并发誓为之奋斗,一直到七十多岁才选择跟随蒲鲜主公,为天下百姓的生存特别是为女真族民的延嗣和发展,提供一个家园。如今,我东夏已经屹立在中华之东滨,,加之当今天下强国蒙古,正在对西对南两个方位用兵,客观上为我们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我们要利用蒙古征讨西域和大金自顾不暇这个良机,加快我们自身的发展,既为实现大同社会奠定基础,又为将来抗御蒙古做好准备。”

       王浍一边踱步一边说:“ 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什么事都要从头做起 ,而且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来。眼下,我们要实施以下方略。······”

       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东夏雄图》的艺术虚构并非随心所欲。王浍辅助万奴的建国理想不是建立在沙滩上,小说中描写的东夏国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存在。黑格尔有句话可以用来诠释《东夏雄图》,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成吉思汗父子横跨欧亚的开疆扩土是写进世界史的客观存在,既然存在,就有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由,《东夏雄图》也以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和蒙古大军的所向无敌肯定了其统一中华的必然性。那么东夏国呢?黑格尔的下半句话是“凡是合理的都应该存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理想,难道它不应该存在吗?既然是“应该存在”的,小说又为东夏国的创建提供了合情合理的依据,况且又以最终的消亡作为它存在的结局,这能说是违反历史真实吗?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东夏雄图》绝不同于当前流行的那种“戏说”,臧先生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作品构思非常严谨,众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大小战役场面的叙述描写井井有条,扎扎实实,章回体的叙述方式和结构形式也驾驭得很娴熟,这是一部很有知识含量和认识价值的好书。但我又觉得作品的人物、事件、战役堆得太满,缺乏取舍和提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作品中存在单摆浮搁两条情节线,蒙古征战和东夏创建都有来龙去脉,都涉及众多人物和事件,要想真实再现历史过程,就要和盘托出,哪个人物、哪场战役都不忍舍弃。实际上就是把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等同起来,用历史真实代替了艺术真实。前面已经说过,艺术真实不是历史的翻版,艺术真实是对历史真实的本质揭示,它体现的是作家的认识,作品的主题思想也由此确立。题材的取舍,情节的提炼,表现什么不表现什么,是由主题思想决定的。

       《东夏雄图》主要写的是东夏国创建和消亡,蒙古灭金的方略和战役只是为东夏国提供得以创建和发展的条件,不必把所有的过程、事件和战役都详详细细写进去。笔墨最好腾出来写主要的情节和人物,对人物性格给与充分描写,开掘人物内心世界。其实东夏国的存在是个崇高的悲剧性的存在,因为“大同社会”的理想创建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实现,蒙古大军以暴力征服统一中华的历史趋势不可扭转,东夏国的存在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如果站在纵观历史的高度,对东夏国的存在与消亡就应该给予悲剧性的审美观照,在蒙古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蒲鲜万奴和王浍二人的挺身而出、从容自尽的场面,就不会是三言两语,就会被描写得更加震撼人心。应该说《东夏雄图》对东夏国的存在与消亡已经給予了客观的展现,所缺乏的是悲剧性审美观照的自觉意识,因此应该充分展现的描写还不到位,整个小说的行文显得平均用力,平铺直叙。

         我最欣赏的一段情节是对残酷“屠城”的阻止。成吉思汗最器重最信任的贴身助手耶律楚材,为了改变成吉思汗嗜杀的心性,阻止蒙古大军的屠城,居然不远千里寻访王浍拜师求教,一老一少的二位学者惺惺相惜,心灵相通,受教而归的耶律楚材想方设法把在山东讲学的全真道人丘处机请到大漠,欲求长生之道的成吉思汗果然把丘处机安排在身边聆听宣讲,结果是残酷的屠城终于被他下令禁止。丘处机借助元朝弘扬壮大全真教不能说没有历史的影子,但这样的一段情节显然出于虚构,而且是神来之笔,它不但很好地体现传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同时也使一代天骄的胸怀、两位学者的仁爱之心也得到了个性化的表现。作品中的这三个人物也是我最喜欢的。

       还有小说的尾声,也就是前面引用的丞相脱脱和纂修官王沂的那番对话。如果说蒙古大军的兵临城下, 蒲鲜万奴和王浍二人的挺身而,从容自尽,彰显了东夏国创建理想国的悲剧,那么“干脆从《金史》列传中将蒲鲜万奴和王浍二人撤去,不作记述,对东夏国的情况也尽量回避”,岂不是以抹煞为君臣二人的理想国创建蒙上了一层更浓重的悲剧色彩吗?不管小说结尾的这一笔出于作者怎样的想法,它都是《东夏雄图》最意味深长的尾声——原来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

  历史不能复原,但“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应该存在“,感谢臧先生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西征南下以武力统一中华、横跨欧亚的背景下,为我们东北提供了一个创建“大同社会”的理想国。

      

                         【这是为一个作品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且当一篇博文发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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